15万日元等于多少人民币（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 一步步走到生命终点）

《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》剧照。

日本东京的涩谷地区拥有深夜不辍的路灯和来往不息的车流。每到接近凌晨的时候，大林三佐子就拖着行李箱走进涩谷的公交车站，坐在长椅上打发漫长的夜晚。她无家可归，流浪多时，年逾六十。

最近被《电影旬报》评为十佳电影之一的《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》就是根据大林三佐子经历的真实事件改编的，但与电影不同的是，大林三佐子本身的命运要更加沉重。

破坏景观的“异物”

2020年11月16日，大林三佐子来到涩谷的公交车站，那天的气温是10摄氏度。大林三佐子叠穿了数件毛衣御寒，如往常一样在这里休息。接近凌晨4点的时候，她被装有塑料瓶和石头的袋子砸中头部，死于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。当时，她已经64岁。

在去世前半年，她失去了工作，似乎只能在公交车站过夜。死去时，她的身上只有8日元，以及一部因为没有付账所以打不通的手机。5天后，也就是21日凌晨3点左右，嫌疑人吉田和人与母亲一起到最近的派出所自首，因伤害致死嫌疑被警方逮捕。

被捕后，他供述说“很碍事”，“以为让她吃点苦头，她就会滚蛋了”。“前一天我问她，‘我给你钱，你搬走吧’，她拒绝了，还生气了，我就用装着石头的袋子打了她。”吉田和人的家族拥有一家老字号酒铺，从祖父母那一代开始经营。

附近的一位居民说，吉田和人同时也是拥有多处公寓的富豪，“初中时不上学变成‘家里蹲’了。20岁的时候有过一次工作，但很快就辞职了，又变成‘家里蹲’了。几年前父亲去世后，他变得好起来。酒铺从大约10年前开始就几乎不营业了，但他还是会给老熟客送货” 。

他在附近是小有名气的，一名家庭主妇说：“他是一个抱怨者，如果我们安装电视天线或更换百叶窗，他就会来找茬，好像很在意景观的改变。”《周刊女性》报道，邻居觉得他“在老家的二楼，对从那里看到的景色有着特别的执着。说不定，在公交车站过夜的大林看起来是破坏景观的‘异物’”。

最终，男人是和母亲商量后，一起去了派出所投案自首。邻居观察到，在男人被捕前一天，他的母亲眼圈发黑，不知是否已经辗转难眠了几天。男人被捕5天后的晚上，记者采访他的母亲，老人说：“他是‘家里蹲’吗？不不不，不是的……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？嗯，我不知道……”说完，她继续推着手推车，替儿子送附近的快递。

“排斥长椅”

在大林三佐子去世4个月后，NHK的摄制组终于联系上了比她小两岁、住在埼玉县的弟弟健二（化名）。他手里仅有一张大林三佐子的照片，拍摄于她20多岁的时候。照片上的大林三佐子不再是公交车站上低着头的样子，她的五官如女明星一样美丽，头发烫成波浪卷，穿一件红色的连衣裙，别一支黑色玫瑰胸花，和身边的人一起举着餐盘，冲着镜头泛出灿烂笑容。

大林三佐子生长于广岛，喜欢与人相处，梦想是成为女主播或声优。“那时候最是朝着梦想奋斗的年纪。”弟弟回忆。在广岛时，大林三佐子作为剧团成员和婚礼司仪活跃着，她曾说过，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在东京实现梦想。

27岁结婚后，她来到东京生活。一年后，她和丈夫便分道扬镳。据她的弟弟和朋友说，离婚原因是丈夫家暴。她就此只身留在东京，进入一家和电脑相关的公司工作。因为无法跟上工作节奏，她日夜烦恼，在30岁那年辞职，之后就过上了不停换工作的生活。

“也许她的内心住着那个追逐梦想的自己，所以不顺利的时候，会觉得非常挫败，在各种意义上，需要挣扎着活下去。”弟弟说。尽管工作不顺，大林三佐子仍会每年给身在广岛的母亲和弟弟写信。在一张给弟弟的明信片里，她问候着“身体好吗？新年快乐”，并在落款处画了一个心形的笑脸。

“她总是会画可爱的插画。”弟弟笑着说。但是，6年前，健二在收到最后一张圣诞卡片后，就和姐姐失去了联络，她的电话也总是无法打通。一直到2020年11月，他从警方得到消息，才知道姐姐出事了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第一次知道姐姐无家可归，已经流浪多时。

上野弘子（化名）是和大林三佐子一起工作了近10年的女士，作为短工合同的试吃促销员，她被派遣到关东地区的各个超市。大林三佐子去世前10个月，两人还时不时地一起工作。60多岁的大林三佐子每天在食品贩卖区站立七八个小时的样子，让上野弘子无法忘怀。

“小男孩路过的时候，大林女士就会打招呼让他试喝。孩子就很开心。喝完后，小男孩会对大林女士挥手说‘再见，谢谢奶奶’，大林女士也会挥手告诉他‘谢谢’，一脸笑眯眯的样子，我想她应该很喜欢小孩子吧。”

大林三佐子的日薪是8000日元（约合人民币409元），因为公司的原因，工作常常会临时取消，“生活太难了”成了她挂在嘴边的话。一收到工资，她会马上拿去便利店交电费和燃气费。上野弘子觉得，大林三佐子身上有种“每天都在用尽全力勉强度日”的感觉。

在和弟弟失去联系的那一年，大林三佐子因为交不起房租被强制赶出来，辗转于网吧，带着手提箱上班，多次与派遣公司协商“增加班次”。这是份短期或全日制工作，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，是有工作就工作的“外包”。

但2020年后，随着疫情愈演愈烈，这份工作消失了，她也成为了流浪者。发生于疫情期间的这场命案，在日本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事情过去半年后，网络讨论仍未止息，并充斥着和大林三佐子遭遇相似的声音，它们大多数来自被生活困境逼得走投无路的女性——“她就是我”，“无法觉得这件事事不关己”。

NHK电视台采访时，一个出现在公交车站附近的戴着口罩的女孩低着头说：“死的也可能会是我。她是被这个社会杀害了。”车站附近，出现了越来越多花束以及不请自来、久久徘徊的陌生人。这不是无家可归者第一次遭到袭击。

2020年1月，上野的一名妇女被一名男子殴打；同年3月，一名80多岁的无家可归者在岐阜遭到一名大学生的殴打。被打的两人都死了。报社记者樋田敦子回忆，从1980年代至今，据说已经发生了27起已知的无家可归者遇袭事件。

2009年12月，一名43岁的流浪汉在新宿歌舞伎町街区过夜时自愿打扫卫生，被名为“To-yoko Kids”的年轻人殴打致死。疫情扩大感染的2020年春天，大林三佐子第一次来到这个车站。椅子很窄、很短，木质且坚硬，是一张长约90厘米的两人凳，中间被一根金属把手分割成两个座位，座椅高度很高，深度勉强够坐，大林三佐子无法躺下，只能坐着度过寒冷的冬夜。

约从20年前开始，日本在全国各地的公园、车站广场都设置了类似这个公交车站的“排斥长椅”——在长椅上安装扶手和斜坡，不锈钢材料也很光滑——作为对付流浪汉的对策，防止流浪汉逗留时间过长。

日媒一篇报道指出：“长凳和椅子看起来不错，像好看的艺术品，因为不能直截了当地表示排斥。回想起来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长椅还是2006年在上野公园。从那以后已经14年了，排斥长椅遍布整个城市，甚至在公共汽车站也是如此。”

在事发一个月前，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了住在公交车站的女士。然而，几乎没人主动向她问过话。一个路过的男人从没看清过她的脸，因为她总是低着头，“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，也不知道跟她打招呼这种小小的温柔能有什么用”。

剧团合照，中间穿紫色衣服的女孩为大林三佐子。

“她就是我”

事情发生两周后，在东京涩谷的街道上，大林三佐子的死亡让一群男女老少聚集起来，手写的标志牌上白底黑字地晃着“杀”字，一个女性的声音透过扩音器穿透夜晚：“就算是你觉得她不听你的话，也请不要杀害她。”人们托着蜡烛在冬夜为她举行了追悼会。以女性为主，这场追悼会的队伍多达170人，他们诉说着“此事绝非事不关己”。

人群中有个29岁、名为Ayana的女孩，她自己做了蜡烛，想要好好传达对大林三佐子的哀思。受新冠疫情影响，日本企业招聘需求下降，就业条件越来越严苛。Ayana的收入减半，下降到15万日元左右（约合人民币7600元），她只能缩减伙食费勉强度日。如果这样的生活仍将持续，她担心，自己某天也会被逼上和大林三佐子一样的绝境。

“要是因为新冠病倒了，一两个月不能上班，没有生活费，就会成为流浪汉，我不禁开始想，这种情况完全是有可能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她就是我。”Ayana说。失去住所的大林三佐子继续做着试吃促销员的工作，想通过自己的力量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。和她共事过的上野弘子说：“无论怎么努力，这么努力，都无法逃出困境。”

尽管如此，在区政府的记录里，也没有大林三佐子申请低保的信息。长年对流浪汉进行支援的NPO负责人后藤浩二在接受NHK采访时说，女性的警戒心很强，想要有交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此外，申请低保需要联系亲人，这也成了很多人犹豫的理由。

“一听说会跟家里人联系，会被（整个家族）知道，很多人就更没办法发声了。‘不想被知道’或是‘是我自己不好，我自己想办法吧’，流落到街头前，会被自身的孤独所绑架。”后藤浩二说。曾同样有无家可归经历的希咲未来在事情发生时，只有21岁，她找到了大林三佐子去世的公交车站，摩挲着站前长椅，“这哪能睡得着啊？根本不行”。

希咲未来曾遭受父亲的性暴力，经常离家出走。14岁开始，她在福利院生活，17岁时，她找到了包吃住的饮食店，在此打工。但是，因为心理原因，她没法继续工作，并同时失去了住处。之后，她开始辗转于在SNS认识的男人的家里。有时，她在公园过夜，有时在大楼的消防通道里找地方休息。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。

“满脑子就想在被窝里睡觉，除此以外什么都无法思考，也没有能找谁求助的选项。虽然我站在这里，但其他人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。有种我一定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感觉。要怎样才会被人发现呢？孤立，真的是会变成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的状态。”2020年8月，希咲未来在网上找到了支援生活困难的年轻人的团队，终于借到了公寓。

“因为我有过那样的经历，跟100个人说，几乎所有人的反应都是‘怎么可能？’。这是个奉行自己的问题自己负责的世界，人们会反问‘为什么不求助？’。那个人为什么会沦落到那个地步？这不是个能发现这种群体的社会。”大林三佐子死去半年多以后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支援街头流浪者的行动中。

“我们的生活其实和大林女士的公交车站连着也说不定。”后藤浩二说。经常来公交车站拜访的希咲未来则发现了一件事——“这里的公交车站很明亮，也有人流。大概是稍微能让自己感觉到‘我还生活在这个社会里’，一个人的话真的会非常寂寞，如果是这里，可能会稍微让自己没有那么孤独和孤立吧。”

但另一个曾经见过大林三佐子的居民认为：“从案发5个月前开始，大林一到半夜1点就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睡到天亮。因为是女性，考虑到安全问题才选择了那个（明亮的）地方吧。”2022年，大林三佐子案件庭审原定于4月17日进行一审，但在4月保释期间，前被告人被发现躺在他家附近的街道上，后来被确认死亡。

据警视厅称，现场情况被认为是一起自杀事件。为此，东京地方检察厅撤销了起诉，案件在未开庭审理的情况下结束。大林三佐子的弟弟在接受NHK采访时回应，当得知前被告人的死讯时，他难掩惊讶之情，“我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，想让他在坚定认罪后改过自新。我没有地方表达我的感受，因为审判已经停止”。被告方直到最后都没有联系他，也没有道歉。

弟弟说：“姐姐的死太突然了，到现在都不敢相信，如果姐姐有兄弟姐妹还能说很多话，但现在姐姐已经不在了。变成了这样的结果，一方面觉得没有办法，另一方面，一想到姐姐，就觉得这样结束就可以了。没有收到道歉，我只能面对现实，真的很后悔。”人们对准予保释的法院也有很多批评——由于吉田和人被控造成人身伤害致死，本不符合保释条件，却被酌情保释。随着被告人的死亡，这起案件的真相已经永远地关闭了……

参考资料：《NHK事件之泪纪录片：流落至公交车站，一位无家可归的女性之死》《周刊女性》《2020—2022年新冠病毒与女性贫困：倾听幸存女性的声音》